弦外之音——何军个展报告3：《知白守黑》第二部分
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一道选择题，我还给何军出了另外一道选择题：你愿意被别人认为是—— A，艺术家何军；B，西安艺术家何军；C，中国艺术家何军；D，亚洲艺术家何军。何军选择了B。
众所周知，2000年以后，随着当代艺术在北京逐渐被体制承认，当代艺术市场、当代艺术的社会认知、甚至当代艺术跟主流艺术教育的关系全面改变，一片利好的气象。
从俄罗斯回国之后，何军完全可以选择到北京发展，很多知心的朋友也是这样劝他的。“劝我去北京的朋友太多了，他们不断地对我说：‘快来吧！’”。但是何军最后仍然决定留在西安。他相信，如果去了北京，他的作品一定会获得更加高的经济回报，但是同时他也相信，如果去了北京，一定会把我现在认为跟他们“不一样的”东西丢掉。“如果说我认为自己还是一个有理想的艺术家的话，我就不能选择这条路（去北京）。如果我是一个生意人，那我能早走一个小时，就会早走一个小时。因为那个地方（北京）意味着‘时间就是金钱’。”
何军把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浓缩为：北京意味着什么？西安又意味着什么？他认为北京一定意味着一个更大的市场、更多的机会。“市场”包括经济的市场和学术推广的市场。中国目前有一个用经济来衡量价值的压倒性标准，虽然专家学者都在抵抗，但是“画价”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何军认为在西安是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来的，因为西安有一个你洗不掉的地区的性格。西安出来的人，他的做事方法一定跟江浙、东北、山东、河南……不一样。虽然行事低调，但是其中的内涵十分深厚。
“等到单纯追求技能的阶段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判断艺术价值的标准不再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时候，西安本土的油画真正的价值就会慢慢地被关注，西安的本土油画就会慢慢发挥她的作用。”何军相信，在一个热热闹闹的市场环境下，不容易塑造一个画家的性格，而西安具备有真正塑造一个艺术家性格的条件。
何军说，如果他去北京，可能就很难再离开北京，也许会“卖”的很愉快，在那里一个小时可能相当于在西安1天。可是，“也许我很难再摆脱她，就像吸毒一样，就不应该去吸第一口，不能等到上瘾之后才意识到吸毒是不好的。金钱不亚于毒品。一个画家当然向往好的生活，但是一个画家也要常常问：‘什么样的情况下，（好的生活状态）就足够了？’欲望是没有尽头的时候，但是对于画家来说，他有一个‘度’，我一直在小心把握着这个‘度’。”
就算何军呆在西安，目前市场对于他的作品需求也是饥饿状态，“我可以每天都去为了满足市场而画画，画多少就会出去多少，但是我不能那么干，那么干就会让我丧失追求，很有可能你丧失追求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
何军认为艺术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不是轻松的过程，按照降低成本、提高产量的常规经济学规律去进行作品生产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艺术家应该选择的道路。“艺术家的创作可以给艺术家带来生活质量上的改变，但是她是这个过程的副产品。”
“艺术家需要思考的时间，需要有培育自己性格的空间。我的一些朋友在北京的市场环境的压力下，很快改变了画风。我不认为那是进步，我认为那是迷失的开始，迷失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期。他会沉迷在为作品的数量而烦恼的状态当中。”
何军认为现在用心用感觉去画画的人太少了，常常是一窝蜂的状态。因为市场的接受量太大了，不管高低，都被接受下来。
何军也拒绝市场逻辑下的“符号化”倾向。他说他需要的一些细微的情绪的表达，有时候是通过风景来传递的，有时候是通过一个人来传递的。在风景和人物以及其他载体中切换，这显然跟“符号化”的市场逻辑是背道而驰的。
这是何军对主流的警惕，在立场和市场之间的抉择，实际上这样的态度再一次呼应了他的“逆光”性格，对于处于亮面的“主流”，他只给它小面积的关照和呈现，而他自己，更加愿意留守看起来属于当代艺术的“暗部”的西安，去挖掘暗部的矿藏。这种潜在的冲动会也进一步体现在他对矿工题材的关注中。
2007年，对于西安艺术生态而言，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纺织城艺术区的崛起。何军就是第一批进入艺术区的艺术家。选择进入艺术区，就是选择去建设一个新的生态系统。但是何军建设这个生态系统的方式是首先建设他自身的艺术语言以及艺术认知。他每天都在越来越热闹的艺术区中他的工作室里安静地创作。
矿工：跟“现实”重修旧好
对暗部的迷恋，为我们理解何军的矿工题材作好了铺垫。
“逆光”性格在何军的矿工题材中被转化为居安思危的群体关怀。在“安”和“危”之间，何军不选择去赘言“安”，而是去逼近“危”。
在俄罗斯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矿工题材。他的站位是一个全球角度，因为不仅仅是中国有矿难事故，俄罗斯也有矿难事故。
“中国有矿难的时候，俄罗斯那边很快会得到消息；相反，俄罗斯有爆炸的时候，中国这边很快就得到消息。所以俄国人会觉得中国太危险了；相反，中国人也会觉得俄国太危险了。”
在俄罗斯，何军最初只把“矿工”当作一个可选择的题材，虽然也进行换位思考试图去体会他们（矿工们）的感受，但是“内心中善良的部分还没有被启发出来。”
回国以后，为了完成矿工题材的创作，何军先后到大同煤矿和陕西的煤矿进行田野工作。去大同煤矿的时候，正好出了一个大事情，死了30多人。政府封闭了煤矿，所以没有办法进入矿井。呆了十几天，没有任何收获，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托了一个朋友，去了陕西的一个煤矿，朋友专门给他找了一个特别安全、特别现代化的煤矿，这个状况让何军觉得可能这一趟是白来了，也许着个题材就不得不放弃了，也许何军需要的是一个“问题”煤矿。
在国外积蓄的能量几乎就要慢慢泻掉了的时候，“我就想要到矿井口去等等矿工们。后来我发现，真正下矿的矿工不是煤矿里的本职矿工，而是这些本职的矿工用自己工资里的一部分外聘的。这些矿工的工作强度非常大，头一天晚上12点就要下矿了，要干到第二天中午的12点。吃个饭、洗澡、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晚上又要继续下井。对他们来说，没有早晚班之分，因为地底下是没有光线的。我的第一个触动是：工资怎么这么低？在我理解，矿工的收入应该很高的，因为是一个玩命的活。然后等到他们从矿井里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每一个人都是表情呆滞，像是从外星球接回来似的，好象很长时间没有跟人接触一样。他们看到我这个陌生人端着一个相机，满脸的惊恐。我跟其中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面无表情。等到我稍微注意的时候，他们就全部跑掉了。逃跑！逃奔！你根本认不出谁是谁，脸都是黑的，全部都是一样的。跑掉之后，我就想要去继续找他们，就去到他们的浴室。进到浴室的时候场面就变了——他们在开心的大笑。那个状态是城市人没有见过的，每一个人都在大笑，没有人在交谈，都是在大笑。接着我就给他们拿烟啊，这个时候他们的表情又紧张了，但是过一会儿又放松了。”
何军先后拍摄了上千张关于关于这些矿工的照片，这种工作方法让我们联想起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
在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里作了如下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由于中国早期跟苏联在革命和艺术的密切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导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实际上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因为1929年4月10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徐悲鸿和徐志摩就在写实主义跟现代派之间的取舍进行过激烈的争论。
在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中，如何重新定义和利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艺术家徐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营养及经验中的主要部分，并不是传统文化的，而是社会主义的或说‘文革文化’的。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而影响却在更深的层面上显现出来……我们试图将一代人记忆中存留着的‘社会主义温情’方式，作为一种材料和因素，转化为一种艺术的方式和语言。”
我们很难，也没有必要把何军针对矿工做的“田野调查”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工作方法。但是何军无疑是在用更加当下的视角和手段在重新建立跟“现实”（REALITY）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相对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加私人，也更为全球。
何军说他对于这个世界，时常是冷眼旁观，有时候甚至有些愤世疾俗。但是他的画面却是平静的、安静的。态度是用“涓涓细流”的方式传递出来的。这种“涓涓细流”模式跟原先的社会现实主义的“红光亮”模式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一个十分残酷的矿工主题，何军实际上再现的是矿工在浴室里面一抹自然、由衷的微笑。何军说，真正令他震撼的不是矿井深处，而是矿工们经过了一天暗无天日的危险性极大的井底作业以后，从矿井中出来，进入浴室洗澡时，那生物本能性的微笑。“我从煤矿回来之后，我觉得给我启发的是他们的笑。这跟我之前关注他们承载的‘苦力’有了一些区别。我最初是冲着矿工身上的这些沉重的元素去的，但是当我要开始画他们的时候，就跟我画风景时发生的事情一样：一些最原始的感情的东西就出来了。他们的笑和开心让我思考。城市里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地笑，一年当中我也想不起来自己三次以上的笑。他们操心的事情跟我们在城市里操心的事情太不一样。但是我想到凡是表现弱势群体的艺术家往往都喜欢表现他们被伤害的一面。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同样是人类，我们和矿工所体会到的痛苦是不是一样的？都是人类，我们看到的太阳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阳光的质量也是不一样的，看到的价值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活的目的，原因都是不一样的。我有时候会通过他们来反思自己：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可怜的呢，还是有价值的？”
同样是矿工题材，我们还可以提起已经去世的周思聪殚精竭虑的力作《矿工图》。周思聪是直接呈现，而何军采用了间接呈现。周思聪用重量来呈现沉重，何军则是用“轻”的微笑来反观“重”。
如何跟“现实”（REALITY）重修旧好，每一代人都交出他们的答卷，何军的答卷是独特的、个人而又全球的。说个人，是何军的画面不再背负一些集体的使命甚至任务，说全球，是因为何军的看待这个问题所占据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