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图景里的银幕形象

 
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可以是复杂的或者是简单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有时候更多的取决于观众将什么样的内涵和要求附加到人物身上。对于人物形象的创造者来说，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电影的世界中创建了一个角色。那就像一个具有许多可能性的幼苗，当这些可能性中的一种或者几种符合观众的想象和期许的时候。一个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便确立下他的地位。这个过程就叫“荧幕内外的成长”。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银幕形象是固定的程式化的，比如在好莱坞的历史中总是存在几种非常吸引人的女性形象。一种是近乎于天真无脑金色的头发，但是又异常性感可爱的形象，比如玛丽莲-梦露。另一种是聪慧灵动棕色头发，给人许多的神秘感的形象，比如奥黛丽-赫本。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蛇蝎美女”。这些形象之所以被固定下来，一遍又一遍的出现在电影故事之中。肯定是由于这些形象本身是被选择“正确”的形象，你可以从男权主义的角度去看。或者这种选择本身就包含一个双向的作用。即创作者从一个系统中沉淀出一个形象，而这个形象被放置到电影文本中之后由于文化消费这个“放映”的过程使其被观众再次确认。

 
于是之后这些固定角色的局部变化就成为观众反向作用的结果了。当这些反向作用积淀到一定程度时，一个超越类型化的附加了更多文化意义的形象才真正确立下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纵向历史的情境。一种固定的形象在不同的理想情境里不断变化着自己的“身份”。我们先不说“叙事学”那一套，即便是丰满的人物（非叙事学里面所对的符号化位置化的形象）也在历史的变化中变得符号化起来。最终电影之外的因素决定了这个角色的历史际遇。比如，有一些具有政治意义的形象。在当代越来越不能引人关注了。但是却往往成为“恶搞”得对象。比如近来出现的对董存瑞形象的恶搞。顺便说下，关于对革命“英雄形象”的恶搞。其实本质不是对“英雄”本身的颠覆（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已经超越凡俗的世界，那么也就使得其无法被颠覆），这种恶搞得本质原因或许在于对那种政治化的“形象”的颠覆和反抗。就像我们知道在电影中董存瑞是在摆出（设计出）一个优美的形象之后才英勇就义的。可是事实上我们发现真实生活中的英雄们似乎没有更多的时间在战场上最后完成自己教育他人的姿势的。根据当事人回忆董存瑞是用肩膀将炸药固定的。而且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稍显笨拙的姿势是更具有力量的。一个英雄形象的英雄行为必须是真实而自然的，才能显示出其之所以为英雄的意义。在平凡中超越平凡这才是一个奇迹。大众的恶搞行为本身当然具有幼稚性和无知可能。但是这个银幕形象的改变似乎也同要告诉我们：对于那些历史纵向的人物形象来讲，形式化和政治意义可能在一个时期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终归会被颠覆。

  于是乎，我们明白了我们电影的历史中创造超越历史的人物的必要。那么如何超越历史呢？哪些形象超越了历史？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好莱坞三种类型的女性形象那样，这些超越历史的形象必须是以整个大众的需要为基础的。即使这种形象有时候来自男权社会的权力投影，但是事实上这种形象也同样是被整个人类社会或者说是人类秩序所接受的。通过银幕形象男人们完成了“观看者”的脚色确认，同时女人也们也完成了“被观看者”的脚色确认。那么这个形象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比政治话语更加稳定的人类社会结构的投影。在这个体系中（无论多么不公平）形象本身已经被制成了纪念碑，竖立在了所有观众的心理。这种形象由于他的恒久不变使其能够变得稳定和可靠。另外，达到这种超越了历史的存在的形象还需要更加稳定的因素作为支撑。那便是人物首先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的言行是符合每个人的，即使他是个英雄。他也是从平凡的人们中间排除困难而崛起的。

英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之中，做相同的事。英雄往往是克服许多世俗的因素而成为英雄的。绝大部分人都将处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这个真实的环境不仅仅指物质的现实，而且是一个被大众文化或者伦理道德所包裹的环境。在这个温暖的包裹里面，我们都是温暖和安心的。这就是一个世俗的“社区”。英雄和另类形象都是超越这个范围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英雄还是与那个包裹着的世俗社区藕断丝连的。或者说在包裹之外的陌生中他建立了一个“殖民城堡”。而另类形象是对世俗“社区”的颠覆和威胁。如此来说，我们需要的人物形象是什么样的呢？他是个破坏者呢？还是一个封疆大吏？事实上两种情况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之中似乎应该统筹在一起来实现。有时候我们需要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这两种形象都是超越现实的，他们都属于观众猎奇高尚的范围。在当代好莱坞，两种形象的融合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经常看到那些第N次拯救世界的电影角色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另类，当他遇到危险和责任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英雄。就像说：另类人物是英雄集团的后备军。当社会道德良心要求其成为一个英雄的时候，那个“变身”的按钮就会被按下。转眼之间一个遭世俗“社区”放逐的人，就成为了英雄。这个过程表面上看是似乎提高了另类人物的地位。从对社会的违抗者抬高到英雄的后备军的高度。但是事实上，通过这个质得转变过程反而大众意识（会队电影工业产省需求）将这些另类人物自己变成英雄去反对他们自己（往往是对世界安全的威胁）。世界的危险和将要到来的灾难在银幕中往往就是代表反世俗体系得力量。比如对清教徒传统的毁坏。这样另类人物和世界灾难之间其实是一种相对的关系。让“危险”面对“危险”，使得大众“以毒攻毒”的潜意识成功实现。而在其中一个危险（另类人物）转变成体制内的时候起，观众的安全感便与日俱增了。同时在人物形象上由于那些英雄本身也曾经具有现实社会中的普通身份（英雄都出自平民），所以那些英雄就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或者说更加具有亲和力。而且“另类”的前科又是其成为“弃暗投明”的存在。好莱坞不厌其烦得制造这种银幕形象，因为这种形象的社会消费非常的稳定。当我们翻看好莱坞历年的最佳影片的名录时，对照其出品年份。我们可以发现稳固的商业化的电影形象必须符合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

  比起美国电影的意识形态印记，欧洲的电影银幕形象显得更加积极和自主。我们当然可以从制片制度的不同来发现其经济层面的基础相异性。但是我们似乎更应该明白其间在文化层面上的不同。欧洲电影的银幕形象是完全开放的，这得益与欧洲的个人启蒙的彻底和其悠久的文化传统。另外在现代历史上“作者论”的树立使得，欧洲的银幕形象也成为了更加作者化的，而非像好莱坞一样通过对市场的完全研究而得出一些艺术策略。欧洲的观众也更希望看到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导演的作品，以及完全不同的银幕形象。欧洲的银幕形象是多样的开放的，但是似乎与好莱坞相对，欧洲的电影作品中就很少出现上文所说那种好莱坞式的典型形象。先不说文化意识的差异，就政治地缘的角度讲。一个强大的幅员辽阔的美国和一个松散结合在一起的欧洲国家集合体相比，也会更加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统一。欧洲的银幕形象是个人化的，很多时候那个形象本身是绝对自由独立的。虽然他在灵魂与现实之间的争斗中痛苦不已，但是这些都是发生在一个独立个体与生命之间的对话了。事实上欧洲的银幕形象和社会政治总是分离的。即便这些人物往往也在一些对政治的抨击作品中登场，但是我强调的是，这些人物已经不是美国的那种“世界英雄”一样是由意识形态创建的角色了。而是在其表达政治诉求的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了。个人永远是独立于社会和政治的，他可以自由的选择和政治产生关系，他不是意识形态本身创建出的银幕形象。就像让娜-莫罗所饰演的那些经典角色。

  
第三世界国家的银幕形象是复杂的。杰姆逊的三个世界体系的论断中论述道。“在冷战时期，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第一世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是第二世界，其余的属于第三世界”。在杰姆逊和毛泽东的两种论述中虽然第一、第二世界的论述有区别，但是对于第三世界的论述是有重合的。总之有一个明显的状况，那就是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大都没有完成或者较少受到现代主义的改造。相对于第一二世界，第三世界虽然不断的被吸附于欧洲的中心。就是说第三世界的是向着现代主义的方向前进的，不管他们的传统是不是采取抵抗的态度（大多是抵抗的）。事实就是第三世界正在向世界市场移动，但是由于他们大多受到过殖民主义时期的摧残，所以他们的现代化道路是极端崎岖和复杂的。于是事实上已经被西化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艺术行为一直面对的是本国的政治桎梏。或者说是生产方式的桎梏。现代国家的民主化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仍然是滞后，甚至是反动的。于是这就使得第三世界的文化艺术，特别是20世纪的艺术——电影成为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表达自我的重要舞台。以至于在今天的第三世界电影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味道非常浓重。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应比好莱坞的那种意识形态要激烈得多。对内他们通过电影试图改变现状，但是又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在国内寻找人民的支持，这样思想性就必须让渡一部分空间给商业性。而对外，第三世界必须将自己的电影变成第一世界所喜欢的形式。完整的表现出第一世界的观众所希望的形式。满足于成为一个以欧美现代文明为中心的大系统中的一部分。有规律得表现出他们的那些利比多（欲望）。但是第三世界的现实状况又和杰姆逊所言的有一定差异。第三世界的电影一般都有一个重要的价值意义，那就是表现现实。表现普通人特别是社会最下层的人们的生活。在这种苦难的生活中寻找到一种稍显轻松愉快的形式来达到双重的目的：一方面通过影片所揭露的贫穷来抨击社会的不公正，激励人民保持斗争得热情。另一方面通过一种愉快的生活描写来表现人们的美和善良，从而使人们接受这些电影喜爱它们。而且得到队自己生活的信心。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电影往往没有起到反抗和改良的作用。而是产生了使人民更加坚强得面对生活的，或者说使人民认命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本身的利比多被消解了。在这些银幕形象中，那些勤劳的善良的角色在遭遇苦难得凌辱之后，仍然在电影中重新走向现实。仿佛事等待新的困难一样。观众将问题等同到了：生活本身的艰辛和不确定。而放弃了继续言说自己权利的所有能力。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银幕形象成功的通过银幕内外的对照，产生了一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难以察觉的结果：社会再次归于平静。或者一些极端追求思想性的影片所创设出的人物，像是在为第一世界的观众做一系列的表演。观看这些表演犹如在剧院里面看那些悲剧一样惬意。这就是第三世界的极端尴尬的处境。于是第三世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银幕形象的问题，是迫切和困难得问题。虽然我们的情况还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似乎是更家复杂罢了。在中国社会在中国电影界在中国的电影观众眼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银幕形象呢？我们将在明天的文章中进行讨论。